【出團日期】 天天 【報 價】 390 元/人 【出發地】 西安 【目的地】 西安、延安、壺口瀑布
【行程安排】
第1天：
早集合出發，高速路至黃陵拜謁中華民族的祭壇、人文始祖的陵寢——黃帝陵、軒轅廟91。午餐後赴宜川、沿途遊覽陜北黃土高原地貌，領略“天下黃河一壺收”黃河壺口瀑布81洶湧澎湃濤聲震天的壯觀氣勢。 宿延安/壺口
第2天：
延河大橋邊留影，遠眺延安的象徵——寶塔山,延安市內參觀重慶談判的決策地——棗園革命舊址21；參觀1938.11.20-1947.3中共中央所在地——楊家嶺舊址16。
[報價]全程1100公里 全程價格：390元/人。
景點介紹：
延安是中華民族的聖地，被譽為“人文初祖”的軒轅黃帝的陵寢地——黃帝陵雄偉、莊嚴、壺口瀑布是黃河流域的一大奇觀，是我國第二大暴布。它位於山西省吉縣城西南25公里的黃河壺口處。黃河巨流一路奔騰，在山西和陜西交界處曲折南流，到山西吉縣與陜西宜川一帶，被兩岸蒼山挾持，約束在狹窄的石谷中。滔滔黃河，到此由300米寬驟然收束為50余米。這時河水奔騰怒嘯，山鳴谷應，形如巨壺沸騰，最後跌落深槽，形成落差達50米的壺口大瀑布。
壺口瀑布
要說壺口暴布的寬度和高度都不算大，值得人們驚訝的是其流量和相當可觀。在冬季枯水期，翻江倒海流量很少時僅150至300立方米，這時河面冰封，細流涓涓，給人以俊美之感；四月初，一旦冰河解凍，秒流量驟增至1000立方米以上，最高時達8000立方米，這時，巨流夾著大量冰塊衝擊而下，如獅吼虎嘯，震天動地；到夏季，翻江倒海流量增至1000至2000立方米之間，這時，由於下游水位下降，落差加大，巨瀑破空而下，激起的水柱像箭一樣直射蒼穹，剎那間，一支支水柱又化作細小的水珠，遂又形成迷蒙的白霧，偶又顯七色彩虹；金秋雨季，千溪萬壑之水匯聚，河水流量劇增到3000立方米以上，全部瀑布連成一片，這時洪波怒號，激湍翻騰，聲如奔雷，景象極為壯觀。
古時這裡有“旱地行舟”、“飛鳥難渡關”之說。原來，過去來往的船隻，每逢行到壺口，人們都得在岸畔拉縴繞行；至於迎風展翅的飛鳥，因為瀑布呼嘯四震，去煙迷漫，驚嚇得也不感飄然不過。由此可見瀑布之驚險、磅薄。
在1938年9月，正當抗日戰爭及其艱苦，中華民族面臨危亡的時候，著名詩人光未然帶領抗敵演出隊來到壺口，他的心驟然被奔瀉的瀑布所征服，滔滔的黃河水在詩人心中掀起了萬丈狂瀾，就在這裡，他寫下了不朽的詩篇《黃河頌》。回到延安，冼星海為這首詩譜了曲，傑出的《黃河大合唱》等此誕生了。這首表現了強烈的民族精神的組歌，曾響徹大河上下，它不斷地鼓舞著中華兒女為祖國的尊嚴而浴血奮鬥。肅穆、古樸，已成為國內外炎黃子孫尋根謁祖的民族聖地。壺口大瀑布，猶如母親河怦然跳動的心臟，那咆哮的驚濤聲，永往直前，百折不回，體現中華民族生命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博大胸懷。延安，是中國革命的聖地，展示了中國革命的歷史，歌頌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
黃帝陵
黃帝陵是中華民族的始祖軒轅黃帝的陵墓，被稱為中國第一陵，在黃陵縣城北1公里的橋山之巔，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朝聖旅遊的勝地。千百年來，每逢清明，來此拜謁祭陵的人絡繹不絕。1993年開始大規模整修，廟前廣場等一期工程年上半年完成。
一、前言
黃帝距今有五千年的歲月，歷受中華兒女的敬仰，被尊為中華民族的文明始祖。但是，由於古文獻的制約和研究者的論述有異，或受“信古”、“疑古”思潮的影響走向極端，從而產生了對黃帝的若干不當認知。1986年我們接受陜西省地方誌編委會主任陳全方的委託，承當有關工作以來，曾撰寫專書、論文和通俗性介紹，①也多次在學術會議上陳述己見，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有之，還有過激烈的辯論。今在“黃帝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上，簡述黃帝是中華民族的文明始祖，向海內外學者請教。凡有不妥之處，恭請批評指正。
二、黃帝與中國文明
先秦兩漢時期的《逸周書》、《國語》、《左傳》、《莊子》、《管子》、《商君書》、《韓非子）、《世本》、《竹書紀年》、《呂氏春秋》、《大戴禮記》、《淮南子》、《山海經》等重要文獻都記載有黃帝的事跡。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孫胺兵法·勢備》，有黃帝作劍以及戰涿鹿之語。以上情況反映了黃帝的事跡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並受到學者們的重視。
西漢司馬遷撰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時，收羅遣散的歷史傳聞，閱讀皇室所藏圖書、檔案。對黃帝、堯、舜的遺跡進行了調查，聽到的民間傳說也不違背古文記載。於是以《大戴禮記》中的《五帝德》、《帝係姓》兩篇與《國語》、《左傳》相印證，認為黃帝、顓頊 、帝譽、堯、舜的事跡可信，對百家之言，長老口碑，則擇其言雅馴者，才寫了《五帝本紀》，冠于《史記》書首，作為中國可信歷史的開端。這既反映了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對古史的認識，對史料的態度和寫作方法，也是對中國古史研究的貢獻 據《國語·晉語》載：“昔少典氏娶于有蛟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構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徵。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徵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蠻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在那神農氏世衰，部落間戰爭紛起之時，黃帝以他聰穎的智慧，非凡的才華，開拓的性格，率領其部落，面對現實，習武為戰，保衛自己，興起于姬水，後沿洛水南下，東渡黃河，順中條山和太行山向東北發展，到達山西南部、山東黃河之濱及河北一帶。與此同時，炎帝部落興起于美水，其發展路線較黃帝偏南，沿渭水、黃河向東，到達河南。山東一帶。在氏族部落的不斷繁衍過程中，炎帝部落與東南的黎族部落髮生衝突，炎帝戰敗，向黃帝求援。黃帝和炎帝聯兵，與蠻尤率領的九黎部落髮生了“涿鹿之戰”，蠻尤敗北。戰後，炎帝恃強，欲侵淩“諸侯”，黃帝規勸無效，便發生了‘阪泉之戰”，炎帝戰敗。在那亂世中，凡有不順者，黃帝就從而徵之，以戰爭手段制止了部落間的長期混戰，統一了黃河流域的大片土地，“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伐神農氏，是為黃帝。”②《史記·五帝本紀》：黃帝“修德振兵…··官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舉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這就顯示了王國政治體制的初建。《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種五藝，撫萬民，度四方。”顯示了黃帝之時已從採集漁獵、漂泊流徙的‘“野蠻”生活，跨進銅石並用的農業經濟時代。《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獲寶鼎，迎日推莢”。其《索引》、《正義》說,莢音策，神策即神蓍，黃帝得蓍以推算歷數，於是逆知節氣日辰之將來，故日推策迎日。又說黃帝命大撓造甲子，容成造歷。《世本》載，黃帝令“羲和佔日”，“常儀佔月”，“倉頜作書”。《說文解字·敘》說：“黃帝之史倉頜，…·‘初造書契。”以上記載顯示黃帝時已有曆法和文字。《史記·五帝本紀》還記載黃帝“曾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峻們，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于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這裡約略可見黃帝時代的疆域。以上文獻記載說明瞭黃帝的偉業和中華民族文明始祖的地位。根據文獻記載探索黃帝與中國文明時，若證之以考古發現和研究，則不難看到兩者之間的關係。十年前，我們曾主張黃帝時代相當於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晚期，也用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相佐證，今仍堅持原來的觀點，不再贅述。我們相信，隨著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的“遍地開花”和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黃帝是中華民族文明始祖的地位，將會被考古發現進一步證實。。
三、黃帝與神話傳說
黃帝時代，文字尚未成為歷史的載體，今所見有關黃帝的文獻是經過世代口耳相傳，到先秦兩漢才用文字記錄下來的，內容比較複雜，其中既有先民生活的真實寫照，也有演化了的情節，還包含著一些神奇的色彩，因而被稱為神話傳說。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先民對自身周圍的一些自然、社會現象無法理解，認為是某種神秘的力量所致，於是就根據自己的經驗構思它的形象及活動，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和社會，這就導致了神的崇拜，並以神意看待自然和社會的變化。因百，現實生活中具有傑出才能和高尚品德並被大家擁戴的英雄人物，經過人們神異性的昇華變成為多智多能的神，從而後人在他身上所見更多的便是凡人所不具備的神奇性，這也是東西方古老民族發展歷史上的共性。
正由於黃帝是遠古時代中華民族的一位傑出的代表人物，在傳說中既闡述有他的真實事跡，又將他說成是無所不能的天神。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內容被人們一代一代地傳頌著。如果說在古代由於人們認識水準的限制和感情上的需要以及“神權”的影響，而將黃帝神化是可以理解的話，那麼，現代的中華兒女就沒有理由和必要再按照被神話化或演化了的模式來理解、稱道和傳頌黃帝。
但是，我們還應該了解，遠古的神話傳說是人類童年的一種創造，既反映了先民天真進取的生活與執著的追求，也反映了那一時代的稚氣和局限，其產生與當時社會生活有著緊密的聯繫。因此說，遠古的神話傳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歷史的性質，或者說具有歷史的成分。正如拉法格論述神話傳說的史學價值時說：“神話既不是騙子的謊話，也不是無謂的幻想產物，它們不如說是人類思維的樸素和自然形式之一。只有當我們猜中了這些神話對原始人和他們在許多世紀以來喪失掉的那種意義的時候，我們才能理解人類的童年。”（《宗教和資本》）。
黃帝作為遠古時代的人物，我們要研究他勢必要依靠神話傳說。在處理這種問題時，要以現代對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認識為基礎，從當時人類社會的生活狀況來剖析神話傳說。也就是說要用歷史說明神話傳說，而不是用神話傳說來說明歷史。例如《大戴禮記》載：“宰我問于孔子曰：‘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何以人也？抑非人也？何 以至三百年乎？’對日：‘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 年。”’又據《太平禦覽》卷七十九引《屍子》雲：“子貢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 孔子日：‘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有成功，此謂之四 面也。”’上述孔子的回答是合理的。不能說黃帝是神，活了三百年，有四張面孔。例二 例于·黃帝》載：“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雕、 鹖、鷹、鳶為旗幟。”這條資料應解釋為：黃帝率領著以熊、羆、狼、豹、貙、虎為圖 騰的部落，揮舞著用雕、鹖、鷹、鳶的羽毛製成的旗幟，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因為在 遠古時代，部落都各自有圖騰，而這些圖騰多取自動物或無生物的名稱，如蛇圖騰、龍 圖騰、鳳圖騰、雲圖騰等。用鳥的羽毛作旗幟，在後世也仍有使用，如李斯在《諫逐客 書》中的“建翠鳳之旗”，意即樹立起用翠羽編成鳥形狀的旗幟。這樣的解釋，想來符 合於當時的實際情況，今人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不能說成是黃帝卒領著熊、羆、狼等動 物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例如《管子·輕重》載：“黃帝作鑽隧生火”，《周易·係辭》載： “黃帝作弩”。據考古發現所知，早在舊石器時代，人類已發明瞭用火，火的使用“第一 次使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把人和動物分開”（恩格斯《反杜林論》）。根據古人類 用火遺跡判斷，距今170萬年的“北京人”雖不會人工取火，還處在保存天然火種階段，但距今50O00年的“河套人”已發明瞭磨擦生火的技術，使火能更有效地為人們服務。關於弓箭的發明，也早在黃帝之前，“山頂洞人”遺址和大荔沙苑遺址發現的矢鏃都是明證。因而，我們就不能附和這類文獻記載，將原始社會早期和晚期的發明創造混為一談，記在黃帝的名下。
總之，在黃帝的研究上，對於古文獻的記載，信，就要信而有徵，信而合理，不能輕信和迷信，不能將黃帝說成是神，也不能將黃帝生活的歲月說成是中國古史的黃金時代；疑，就要疑而有據，疑而合理，不能武斷和迷疑，不能因為神話傳說中有矛盾或者具有神奇色彩，就否定黃帝的人格以及他是中華民族文明始祖的地位。
四、中華兒女尊祖情
中華兒女尊祖情深，在古代文獻中就有多種多樣的記載，據《太平禦覽》卷七十九引《抱朴子》：“《汲郡冢中竹書》言；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為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故司空張茂先撰《博物志》亦云：黃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或刻本立像而朝之，或取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廟而四時祀之。”從而可見，黃帝逝世後，群臣就有懷念、尊崇、祭祖之舉。《國語·魯語》。《禮記·祭法》載：“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顓頊，郊鯨而宗禹。”傳世銅器“陳侯因1111敦”銘文有“高祖黃帝”，證明戰國時四齊王室也自謂黃帝的後代。《史記·封禪書》載：秦靈公三年（前422）作吳陽上畤，專祭黃帝。秦末農民起義，劉邦立為沛公時，也曾“祠黃帝”。
西漢王朝建立，劉邦班師入關，曾提出：“故秦時上帝祀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春、黃、赤帝之祠。”臣下找不到理由。劉邦接著說：“否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③此外，又頒下詔書說：我極重相而敬祭，從現在開始，祭上帝以下當奉犯者，各按其時，沿慣例進行。漢武帝即位，亦重祭掃。當他在元鼎元年（前116）聽到臣下講述黃帝升天的情景時，即羨慕不已。《史記·封禪書》還記載著：漢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日：‘黃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漢平帝時，王莽攝政，曾祭五帝于四郊，後篡漢稱帝，自謂黃帝之後代④，于長安城南起九廟，首為“黃帝初祖廟”⑤。
後漢光武帝建都洛陽，于建武二年（25），“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黃帝位於丁未之地。”③不斷進行祭祀。到明市、章帝等繼位，亦循其舊。《後漢書·禮儀志》還專門記載有“黃郊”的儀式，規定每年“立秋”之前18天”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于黃郊，樂奏黃鐘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有命》”。
魏晉南北朝時期，對黃帝的祭相，或因戰亂而中斷，或因橋山異說分歧，或因為廟祭與陵祭而留下不同記載，但總的趨勢是綿延不斷。而且除了帝王祭祖之外，名人祭祖讚頌黃帝之作也流傳下來。如：三國時曹植的《黃帝讚》。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六月“壬申，幸諑鹿，登橋山，觀溫泉，使使者乙太牢祠黃帝廟”①。泰常三年（418），“為五精帝兆于四郊，遠近依五行數。各為方壇四陛， 三重，通四門。乙太皞等及
諸佐隨配。情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②。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帝東巡，歷橋 山，祀黃帝”③。唐王朝建立，仍行郊天及祭五帝之禮，高祖、太宗時，每歲“夏季土王日，把黃帝 于南郊，帝軒轅，配后土。”①玄宗天寶六載（747）敕示：“三皇五帝，創物垂范，永言 龜鏡，宜有欽崇”，相繼在京城置廟，祭祖三皇五帝。代宗大歷五年（770）部坊節度使 臧希讓“上言坊州軒轅黃帝閉請置廟，四時列于祀典，從之”。經代宗同意，于橋山西 麓建廟，並規定按時舉行祭奠。在唐代，還有李白、杜甫、舒元興等人讚頌黃帝的詩 詞傳世。
宋王朝建立，“（太祖）乾德初，詔先代帝王，載在祀典，或廟貌猶在，久廢牲牢， 或陸墓雖存，不禁樵採。其太吳、黃帝、炎帝…·各置守陵五戶，歲春秋詞乙太牢。”00 太祖開寶五年，鋻於黃帝廟址“地勢甚隘，弗便於尊崇，乃移于橋山之東（即今址）， 祭祖活動相沿”。00金章宗“泰和四年二月庚戌（1204），始祭三皇五帝四王。”00“諸前 代帝王，三年一祭，于仲春之月祭伏載于陳州，神農于毫州，軒轅于坊州。”00。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後繼者成宗元貞元年（1295），“命郡縣通祀三皇…·軒轅 黃帝氏以風後氏、力牧氏之神配。黃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載于醫書者，從祀兩廡”。 並於大都（今北京）明照坊建三皇廟，供奉伏羲神農、黃帝及歷代名醫像，此後，祭 祀相沿。④ 明王朝建立，太祖朱元津洪武三年，“遣使訪先代陵寢，仍命各行省俱圖以進，凡 七十有九。”四年，合祀帝王三十五，在陜西中部祀黃帝等。六年，“以五帝、三王及 漢、唐、來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遂建歷代帝王廟于鐵天山之陽。”00此後， 京城和各地的祭把有些改革，但關於黃帝的祭掃綿延不斷。
特別是從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起，關於黃帝陵的祭祖有一個劃時代的轉變，假若說，此以前對黃帝陵的所在地說法不一，祭掃也不專在一地，那麼從此開始，則確定 在中部縣橋山。洪武四年（1371），遣中書省管勾致祭，二十九年秦王遣專官致祭。此後，永樂、宣德、景泰、天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天啟年間，明王朝均派遣專官致祭者14次。
清王朝建立，力倡滿漢一家，受天明命，繼道統而新治統。世祖福臨順治八年（1651），遣專官致祭黃帝陵。此後，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年間，派遣專家致祭者28次。光緒二十一年（189），中日海戰清廷敗簽《馬關條約》，割台灣與日本， 抗日領袖之一台胞丘逢甲戰敗後回到大陸，痛心地寫下了“袖中一卷英雄傳，落日來登黃帝陵”。。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次年清廷與侵略者簽訂賣國的
《辛醜條約》。這時魯迅在日本留學，深為愛國熱情所激勵，題寫了“我以我血薦軒轅”，表示了他對黃帝的懷念和為祖國獻身的壯麗誓言。光緒三十四年（19O8），同盟會陜西分會李仲特、井勿幕、郭希仁等，組織陜西、四川、甘肅、山西、廣東有關人士，于重陽節到黃帝陵致祭，誓言共赴國難，艱苦不辭。
民國7年（1918），于右任由陜北赴關中，清明節拜謁黃帝陵，讚頌黃帝功德。後 約友人將黃帝功德見於載籍者，編成《黃帝功德紀》一書傳世。
民國24年一32年（1935—1943），國民政府、陜西省政府曾多次派遣專官祭祀黃帝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推動了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團結抗日，在兩黨進行和平談判期間的清明節，中國國民黨特派委員張繼、顧祝同，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派陜西省政府主席孫蔚如；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抗日紅軍總司令朱德派代表林祖涵（林伯渠），攜帶毛澤東撰寫的祭文到黃帝陵致祭。這是國共兩黨首次共祭黃帝陵，對喚起全國民眾抗擊日本帝國主義，起到了巨大作用。民國29年（194），華僑領袖陳嘉庚率“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到重慶和延安訪問之際，滿懷深情地致祭于黃帝陵前。民國31年（1942），蔣中正題寫“黃帝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5——1962年每年均舉行祭奠，由陜西省級領導主祭。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黃帝陵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列為古墓葬第1號，有中華第一陵之稱。1980年恢復致祭，隨著改革開放，海內外同胞謁陵祭祖者日益增多，清明節祭祖規模日益擴大，原有條件難以適應祭祖盛況，國家領導人提出進一 步整修保護黃帝陵。1992年8月，整修黃帝一期工程正式開工，同年10月成立黃帝陵基金會，李瑞環任名譽會長，在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支援下，一期工程進展順利，黃帝陵初步展現出空前的“雄偉、莊嚴、肅穆、古樸的氣勢”。
在此過程中，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李鵬分別為黃帝陵題詞“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發揚中華文化，振奮民族精神”。1994年清明節李瑞環和國家有關部委領導在陜西考察工作期間，專程赴黃帝陵參加祭奠。此後，每年清明節都有國家領導人參加公祭，同時，重陽節民祭的規模也在日益擴大。
五、結語
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無論是太平盛世，還是暗無天日的時候，中華民族總是凝聚在黃帝周圍。儘管某種時刻，中華兒女也發出過憤怒的呼叫或淒厲摧心的吶喊，但是，一刻也沒有放棄改造自然和社會的長途跋涉，總是為建設家園和促進祖國的進步而努力。儘管歷史上民族之間或某一民族內部，也發生過衝突或戰爭，也曾造成國家的暫時分裂，但最終仍歸統一。這才使中國在古代就成為發達的國家，為亞洲乃至世界文明
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到近代歷史上，中華民族受盡帝國主義的侵略、宰割。踐踏、欺淩，但從鴉片戰爭到八年抗戰，優秀的中華兒女高舉反抗侵略的旗幟，前仆後繼，堅強不屈，用自己的智慧和血肉捍衛了祖國的尊嚴。這與中華民族繼承了黃帝艱苦創業，堅持正義，酷愛自由，反抗壓迫，精誠團結，建設祖國的精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黃帝陵地處橋山，沮水環繞，群山環抱，古柏參天，四季青翠，環境幽雅。山下有大路可通山頂直至陵前。祭亭中央的高大石碑上刻有郭沫若題"黃帝陵"3個大字。祭亭後的一塊石碑上書"橋山龍馭"4字。黃帝陵位於山頂正中，陵冢高3.6米，周長48米。陵前數十米處有一高臺。相傳漢武帝徵朔方還，在這裡祭黃帝，築臺祈山，故稱"漢武仙臺"。
黃帝廟呈四方形，廟門朝南，氣勢雄偉，門額上大書"軒轅廟"三字。廟院內有大殿，門額上懸挂著寫有"人文初祖"四字的大匾。大殿中間安放著巨大的黃帝牌位，上書"軒轅黃帝之位"。廟院內的"黃帝手植柏"，相傳為黃帝親手所植，距今四千餘年。巨柏高19米，樹榦下圍10米，有諺語稱它"七樓八扎半，圪裏圪塔不上算"，被譽為世界柏樹之父。另有一株高大柏相傳為漢武帝"挂甲柏"，又名"將軍柏"。廟內有一碑亭，內有碑石約50通，內容主要是歷代帝王的"禦制祭文"和歷代修葺陵廟的記載。
楊家嶺
楊家嶺革命舊址位於延安城北3千米處。中共中央在此繼續領導抗日戰爭、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召開了中國共產常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領導解放戰爭。這裡修建了中央大禮堂、中央辦公廳樓及百餘孔窯洞、百餘間房屋。 1942年5月在這裡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此講座並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裡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舊居及中央各機關舊址等。1943年10年，中共中央書記處由此遷往棗園，中央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等部門仍留駐這裡，直到1947年3月撤離延安。
棗園
棗園革命舊址在延安城西北7.5千米處。1940年中央機關在此興房屋、窯洞。1943年，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等先後遷居棗園，這裡成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所在地。毛澤東舊居在棗園東北半山坡，與張聞天、朱德舊居左右為鄰，是一排五孔石窯洞。1945年8月，毛澤東由這裡赴重慶和國民堂進行和平談判。棗園還有周恩來舊居、劉少奇舊居、任弼時舊居、彭德懷舊居，書記處小禮堂舊址及社會部、作戰研究室和機要室舊址等。中共中央書記處於1947年3月撤離延安棗園。
寶塔山
寶塔山又名嘉嶺山，在延安市東南，延河西岸，山上之塔，巍然直插藍天，如一忠誠的衛士守衛著延安古城。它是歷史名城延安的標誌，是革命聖地的象徵。
延安古名膚施，是西北的邊塞重鎮。宋代韓落、范仲淹曾在此鎮守。寶塔山為歷代守將必去之處．寶塔建於唐代（一說明代），塔高44米，9級，為八角形磚塔。塔內有階梯，可登塔頂。山上還有范公井、摘星樓、東嶽廟、嘉嶺書院、烽火臺等古跡。明延安知府顧延壽有詩曰：“嘉嶺疊疊椅晴空，景色都歸西照中。塔影例分深樹綠，花枝低映碧流紅。幽僧棲跡煙霞塢，野鳥飛歸錦繡從。”塔底層兩個拱門門額上還分別刻有“高超碧落”、“俯視紅塵”字樣。塔旁還有鐘一口，明崇預年間鑄造，擊之聲徹全城。黨中央在延安時，曾以此報時報警。
寶塔山下還有歷代遺留下來的摩岩刻字多處，范仲淹題刻的“嘉嶺山”隸書最著名，還有“胸中自有數萬甲兵”等題刻。
巍巍寶塔山，經常出現在詩人、畫家的筆下，人們歌頌寶塔，懷念寶塔，實際是在懷念延安歲月，歌頌延安精神，緬懷黨中央在延安的革命業跡,成了人們追尋當年，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的好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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